百名校友访谈录之在历练与沉淀中涅槃

 

       我于1963年参加高考,考入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系。我非常喜欢这个专业，从小看画报电影，当时觉得大海很美：蔚蓝色的大海，美丽的珊瑚，五彩斑斓的鱼群，非常得浪漫。怀着这种这种感情，我报考了海水养殖专业。当时进去之后没有思想负担，觉得一切都很新鲜。

       当时学校之所以命名为水产学院，是因为它的教学相关的非常明确。学校当时一共只有三个系：加工系、养殖系、海渔系，每个年级每个系一共只有一百多人，整个学校有一千多人。我所在的养殖系有资源管理、海水养殖和淡水养殖。我们当时读一年级二年级时上基础课，一个系的三个专业不分专业在一起上大课。基础课课程包括脊椎动物、无脊椎动物、植物学、藻类学、维管束植物、浮游生物等。除此之外，还有高等数学、外语、物理、化学等等。

       那个时候住宿不需交费。8个人一间宿舍，中间一个写字台，既没有电脑电视机，也没有电风扇。除了每人有一个壁橱供学生放一些简单的衣物之外，连书架都没有。但当时我们学校在上海的高校中的伙食比较好。当时学校有两条渔轮，出去捕一趟渔回来食堂里的大带鱼、黄鱼各种都有了，而且卖给学生都很便宜，比如每天的早餐只要一角钱。甚至每当渔轮捕鱼回来后都会分给兄弟院校一些。

       我记得当时一个月的伙食费是12.5元，但即使这样仍有学生交不起需要助学金才能继续生活下去。

       当时学校的学生的课余生活很丰富，有学生会以及各种各样的兴趣班。比如说有搞播音的有搞吹拉弹唱的有摩托车队有搞文艺的，还有游泳、田径队，这些团体都有队长管理，所以学生有很多选择。 

       当时一年级赛艇队选人，我因为好运动就报名参加。当时的划船和赛艇队是上海水产学院的一块牌子，正值鼎盛时期。我除了上课和晚自习以外其他时间全都交给赛艇，包括当时以班级为单位的早锻炼也是和赛艇队在一起，还有在划船俱乐部定时集训。我们当时的学长周应祺（后来担任上海水产大学校长）是我们赛艇队的男女总队队长，女队长则是宋家坤。女队大概有十七八个人，总共是几十个人的大队。我们每天穿着队服在学院里面跑步、锻炼，是学校里面的一大风景。

       后来有了游泳池后，我又参加了游泳队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当时除了正常的课业之外，我们有专门的贯穿大学四年的体育课，体育课中游泳是必修课，游泳必须及格。游泳课有专门的老师教我们游泳。游泳池修建好后，我们有了自己的游泳池，而且学生享受免费的待遇不需买票，只要想下水就可以去游泳。那时我们整天泡在水里，就我来说，我有时甚至整个白天泡在水里，泡的整个手都起白泡了。

       1965年，是我进入大学的第三个年头，然而我的大三生活却在当时的“四清运动”的背景下，和以往的大学生活相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963年至1966年，中共中央在全国城乡开展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。数百万干部下乡下厂，开展革命；广大工人和农民参与其中，积极响应；"四不清"干部纷纷检讨，"洗手洗澡"，从而上演了共和国历史上特殊的一幕。这场运动在农村被称为"四清"，在城市被称为"五反"，统称社会主义教育运动，后来又改称四清运动。

       对于我们学生来说，我们帮助干部、大队书记、大队长做思想工作。那是在崇明岛的农场，以一个班级作为一个单位，有海军带领我们四清工作队去给书记做思想工作，并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。我当时的工作是找农民谈话，找大队长做思想工作。

       那是学生的思想非常纯洁，劳动时没有同学偷懒。共产党一个命令二话不说我们就去做，可以说是全身心投入，再苦再累也不会有怨言。这一年对我们来说是一次很好的锻炼机会。66年四清还未真正结束时，文化大革命开始了，我们在五月份就回校闹革命了。

      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我们就被分配工作，我和我现在的爱人在大学确定关系，一起被分配到洪泽县洪泽湖的一个渔场工作。我们于68年12月拿着介绍信去。当时长江大桥还未修，我们坐轮渡到那边之后发现苏北的条件非常艰苦。

       69年初，我们正式出发去洪泽湖淮河渔总厂。我们坐了半天的公共汽车，步行30里路，摆渡了3条河。渔场非常偏僻，位于洪泽湖西边，我们从白天出发，走了一下午，一直到黄昏才到。

       那里只有土路、平房，不通车不通船（只有摆渡）不通电，我有种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感觉。行李3天后才到，对我这个在上海出生的来说，才知道有这样穷苦的地方。那里的工人一年没有几件衣服，甚至把冬天的棉衣里的棉花掏空就成了一件夏衣；洗澡打井水或者在池塘里凑合着洗洗。当时我在苏北举目无亲，而且在渔场的食堂的伙食很差，一天限制没人一瓶开水；宿舍只有一张床，连板凳都没有。地上是跳蚤，床上爬着臭虫，身上也长了虱子。当时我的月薪仅有42.5元。

       有一个细节让我记忆犹新。当时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去人民公社门口的大广场看露天电影，正反两面都能看。那是我扛着长板凳步行3里路去占位置等着放电影。那3里路是一条泥路，遇到下雨天即使穿着长筒靴子，只要一脚踩下去泥水就会灌进靴子里去。

       然而在渔场的7年却是我一生中最受用的7年。洪泽湖淮河渔总厂是为洪泽湖培养放养鱼苗，在渔场我才真正接触淡水养殖，作为那里除了我爱人以外唯一的大学生，为了在技术员面前不丢面子，我开始了多种途径的学习过程：1、自学。每次过年回家，我就去上海旧书店翻相关的书籍自学，做到起码在工人面前不能外行。 2、跟着技术人员学习。 3、跟着工人学习。现在回想，当时的环境逼着我学习。我们那时没有电视没有网络，唯一的爱好就是学习。可以说正是在这7年里我把淡水养殖的所有技术、所有流程都掌握了。无论是从养殖场的设计、建造，还是鱼苗选种的培育、养殖甚至出售，每一个环节我都非常熟悉。而如果我当时直接从学校到机关，不可能有这样的进展。

       这个道理即使放到现在依然是正确的。从学校毕业的大学生往往缺乏工作经验，只有在实践中真正经过磨砺的人才是单位需要的。除了工作经验外还有生活经验，包括会理解，会宽容，能懂事，而直接从学校到机关的大学生对人对事会走极端，有些不着边际的想法。七年工作生活中我明白了光靠书本是不行的，必须实践中去我当时唯一的信念就是为了活的更好，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。

       一次偶然的机会，革委会的副主任到渔总厂了解情况，我陪他们吃饭。在餐桌上的交谈中他们知道我和我的爱人都是上海人，我提及由于儿子的上学原因能否调去县城工作，那位副主任考虑到我这样一个上海人非常不容易，他非常有心第二天就把我调去了县城。一到县城发现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生活水平提高了很多。当时我在县水产研究所工作，比如湖泊资源调查、湖泊鱼类结构等等。三年后我爱人也被调到研究所，我们一起搞湖泊调查，包括湖泊鱼类组成、水质分析、浮游生物的鉴定等等。这其实又是再学习的过程，这一次是跟着研究所的专业人员学习。如果说七年的历练是养殖实践能力的提高，那么在研究所的学习则丰富了我从事科研工作的经历。从渔场到研究所，虽然我一直在基层工作，但我在工作中的所学绝不是书本上能学到的，以至我后来在海洋渔业局分管科技工作都发挥了作用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。从原来的技术科研人员到慢慢与政治沾边，这种人生经历不得不说是一种机遇。

       从我这大半生的经验中，我明白光有书本知识是远远不够的，社会实践才是大课堂，很多在书本上学不到的知识必须到社会中去学习正如毛主席所讲“不知道梨子的滋味一定要亲口尝一尝”。这也解释了国外大企业家的子女很多是从基层做起的道理。此外不光是学习知识 还要学会做人 不要光想着如何走捷径 尽管工作与理想会有很大的差距，但要“做老实事，做老实人”，这是一条从古到今不变的道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