——访我校60届养殖生物系校友韩茂森
韩茂森,男,汉族, 1937年8月生，山东潍坊人，1960年上海水产学院养殖生物系毕业生。亚洲水产学会会员，中国水产学会资深会员，全国渔业自然资源调查，区化专业组成员，山东水库渔业专业委员会委员，山东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烟台分会常务理事兼秘书长，山东动物学会专业组副组长，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分会科着委员会副主任，中国民主同盟烟台市委文教科技委员舍委员。现为中国老教授协会海洋经济技术分会第3届理事、《现代渔业信息》编委、中国人体学会人天观专业委员舍秘书长。主要著作《淡水生物学》、《中国海洋浮游生物图谱》、《中国淡水生物图谱》。参加《中国内陆水域渔业资源》、《渔业区划》专著编写(获奖项目)。参加《内陆水域渔业资源调查手册》、《实用淡水养鱼技术》等书的出版编写。参与审订《鱼病学》(王云祥主编)、主审《鱼病防治》(陈锦富主编)。参与的科研项目曾获农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。
韩茂森校友接受学生记者采访
犹记求学路
1956那年我考上了大学，上海水产学院，去大上海了，心里很是高兴。出于对海洋的热爱，我选择了养殖生物专业。蔚蓝的大海，成群的海鸥，金色的沙滩，多富有诗意……但其实那个时候，水产养殖这个行业并不被人们看好。当时有这么一句话形容这个行业：一个大粪勺，一把豆渣刀。干这行的都知道这两句话的意思，就是指肥水，从这句话也可以看得出，在一般人看来，这并不是个好专业。但是，不论干什么，没有专业基础都盖不起高楼，相反，只要你肯付出，能吃苦，到第一线去，让生产单位需要你，那么，你也就实现了自己的价值。值得庆幸的是，后来水产这个行业发展得很迅速。
当时有4个班，我被分到了3班。班长是鲍贤富，我们称呼他大包，团支书是庄林琴。只要是我们班的同学，我现在对着毕业照都能一个个喊出来:“大姐”,“二姐”……现在想想真的挺怀念的。
当时学校规模跟现在是没法比的，那个时候我们大家伙连校长的司机姓赵都知道，由此可见学校的规模了。学校也没有几座楼，我记忆中的就只有：男、女生宿舍，教工食堂，一排作为教工宿舍的平房，当时朱元鼎老师他们就住在里面。还有一座装有落地大玻璃的楼，我们张贴大字报或者喜报的时候都是去那栋楼前的。还有一座二层小楼，我记忆很深刻，之所以记忆深刻，是因为我参与了这楼的“建设”。当时建楼的时候，人手不够，我们学生就干小工，递砖，筛沙子，搅拌泥……，干得热火朝天，也不觉得累，也没有一句怨言，心里是那种说不出的兴奋与激动。
上课就在南北教学大楼。合堂课主要是在南教学楼上。所谓合堂课，就是各个专业的都在一起上的。那个时候条件没现在这么好，座位就是连椅，也比较旧，被人蹭的油光闪亮的，一排人坐上面，稍微一动，一整排都晃，椅子还吱吱的响，所以大家都不敢动弹，更别提有电脑，投影仪什么的了，但由于专业性质的原因，老师上课需要给我们展示很多的图片，怎么办呢？一般是是老师先把图画好，然后放在大炮一般的幻灯机上，然后在墙上铺张大纸，这样老师画的内容就被投影到大纸上，我们再描下来。当时，我们对老师是相当尊敬的，各个都很勤快。记得当时上朱元鼎教授的课时，一般是上课前就有六七个人就架着挂图，扛着教杆，提前把教室布置好了，然后大家就坐在长椅上静候着老师来讲课。朱元鼎老师讲课时，操着一口浓浓的宁波话，很多北方人都听不懂，但这丝毫不影响我们上课的热情，我们都开玩笑说上他的课就像上俄语课似的.(那个年代国家和苏联的关系比较好，所以都是学俄语)。
生活方面，也很不错。当时国家比较重视教育，我们每月都能领到12块5毛钱的生活费，当时的消费低啊，一碗阳春面才9分钱。那时我比较爱吃馄饨，经常光顾学校门口的那家馄饨馆，现在想起来仍然是回味无穷。
大学时的我还是很活跃的，1956年上海发生了一次很大的龙卷风，造成的伤亡很大，我们学校也有同学受伤，我当时就参加了抢救工作。记得当时年轻，身体素质也好，抬着伤员上车就往军医大送。我当时还有个爱好——足球，参加了学校足球队，经常踢小比赛，不亦乐乎。
难忘师生情
毕业之后，我回了老家，到了原山东水产学院任教，后来因学校改名合并等一系列事情，我最终在山东省烟台大学海洋学院任教。在烟台大学我教过鱼病学，鱼类学，水生生物学，渔业环境保护学等课程，在三尺讲台上一站就是37年。
刚到山东水产学院的时候，生活很规律，但条件还是比较艰苦的。每天早上六点半要准时起来打扫卫生，然后听广播，听完广播就去吃饭，之后便是上课。下午一般就是带着学生出去练习游泳。晚上六点半的时候，就等待新闻联播，想看个电影都难。我的第一篇文著是《鲤鱼寄生肤孢子虫病的初步研究》，被发表在《动物学杂志》上。当时为了这篇文章，我真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。记得当初在做鱼类寄生生物形态鉴定的时候碰到了个大难题，有两个拉丁文，我几乎查遍了所有词典字典，就是查不到这两个词是什么意思。实在没办法了，我想到了孟庆闻老师，于是我就带着材料到学校来找孟老师了。我到的时候，正好赶上孟老师上街买菜去了，我就在传达室等着，终于等到孟老师回来之后，孟老师看了看就说，应该是蛙，两栖类的，我回去再查一下，给你个准确的答复。后来我接到孟老师的通知，说已经查到了，我赶过去的时候，孟老师刚好有事情又出去了，托传达室的同志转交给我，说是很巧合的查到了，当时手边没什么纸，就给我写到一张烟盒上，现在那张烟盒纸我还留着。这次经历使我十分感动，也令我更加佩服孟老师。这件事不光解决了我论文的难题，对我也是一个终生的激励，激励着我学好，学精。孟老师一直都很平易近人，后来得知他过世的消息时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多年未见，十分遗憾。
我的事业的动力也源于我对专业的执着，只要是与我的专业相关的，遇到什么我就搜集什么。当时并没想过为了什么职称，名誉，主要是为了方便学生所以编了很多书和图谱，在四人帮时期，出一本书很困难，而且还不留名，完全是凭着对教学工作的兴趣和热情坚持着一步步走过来。当然，我始终觉得我的每一点进步都是学校教育的成果，是朋友和同样专攻水产的妻子的支持的结果。
难报母校恩
毕业之后，我和学校之间的联系并没有因此而搁浅。相反，踏出校门之后，与学校的感情愈加深厚。遇到困难首先想到学校，因为在我的心目中母校永远是我们坚强的后盾。那时候没有打印机，需要什么资料就写信给学校，寄快件，学校都能给解决。有一次，我带山东水产学院的学生去南方实习，经过上海是必停的，学校给我们安排住宿，就住在老校区，带我们参观朱元鼎标本室，还找人给我们讲课，一分钱都不要。用上海话说，我们是“老刮皮的”了。要知道，这些待遇一般人是享受不到的。记得有一年赶上端午节了，餐厅还给我们发粽子。每当想起这些的时候心里面总是暖洋洋的，母校对我们真的是太厚爱了。所以我们这些毕业了的人，走向工作岗位后也时时不忘回报母校。有了珍贵的标本和资料，首先想到要贡献给母校，有好的生源也积极推荐母校。
记得61年的时候，我刚毕业，我就给学校寄过2条中国对虾，一雌一雄，很大，用玻璃瓶装着，用蜡封上寄回给母校。现在看来可能没什么，但是当时一斤对虾可以换25斤加拿大面粉啊。学校经过几次搬迁，损失了不少东西，要不然那两条虾现在还能在标本室找得到。我们校友之间也很团结，学校有人来烟台开会的时候，我们都一起去接送。作为海大的学生我们深信学校强，则我们强，学校没有忘记我们，我们也深爱着母校。所以，我也一直在联系我们这些毕业的老校友，希望我们能一起为学校做些贡献。我还非常荣幸地成为上海海洋大学烟台校友理事会的会长，我想这是我的荣誉，同时也是我的一种责任。作为学子，我认为自己为母校做的工作是应该做的，但做得还不够好，母校的恩情我们就是做多少也报答不完。我也希望现在的以及以后的海大的学弟学妹们，一定记住自己是海大人。一定按照“勤朴忠实”的校训，“勤”就是勤快，勤奋；“朴”就是生活、言语、作风上朴素、朴实；“忠实”是要求对国家，对师长，对同学要忠诚、忠实；对人民负责，不说假大空的话，师生们，尤其是教师，更应遵守校训所示的教诲，好好学习，努力工作。
（口述：韩茂森 撰稿：孙墁 韩贻龙）